Ⅰ、在通常交易中，公司公章具有确认公司法人意思表示的效力，但并非公司法人的意思表示本身，在某些特定交易中，应当考察加盖公章时的具体情形，以便准确认定意思表示的真实性。

　　Ⅱ、对于发生在公司控股股东和公司之间的借款纠纷，公司公章能否对公司产生相关确认效力，应着重审查盖章行为是否确实出于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当事人兼具债权人和股东身份掌握公司公章的情况下，在《对账单》等材料上加盖公章的行为并不能当然被确认为债务人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应进一步审查形成《对账单》的具体借款金额，以确定真实借款金额。

　　借款发生在公司成立之前，且借款存入公司法定代表人个人账户，即便后期在借据上加盖了公司公章，在借款未用于公司经营情形下，该借据对公司不具有约束力，公司依法不应承担还款责任。

　　合同主体是实际承担合同权利义务的民事主体，仅在合同上加盖公章，但在该合同中并不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相关方，不是合同主体。

　　行为人利用自己的身份及单位公章实施犯罪行为，造成当事人损失，且其所在单位有明显过错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害人有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也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表象材料具有重大瑕疵而相对人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不宜认定善意无过失；相对人为从事经常性商事活动的商个人，对于其注意义务的标准，一般应当高于普通的民事主体。构成代表行为，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必须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他组织的负责人，并超越了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权限订立了合同。作为经常从事商事活动的个人，应当对刻有“对外签订合同收据无效”字样的印章有合理的注意、审查和判断义务，应当审查有无单位的明确授权或者事后追认，在上述实践表象不具备之情形下，不能认定相对人具有善意、无过失。

　　适用我国法律审理的海上货物运输纠纷，承运人应当将货物交付给记名提单的收货人。仅在记名提单后加盖印章不足以构成记名收货人委托他人提货的有效授权。如将印章视为授权，其实质是将记名提单视同指示提单处理，不符合我国海商法对记名提单的规定。

　　企业、事业单位同时使用的实体印章和电子印章，均属于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二款规定的“企业、事业单位的印章”。

　　对于香港公司在内地单独使用蓝色小圆章订立合同是否成立、是否有效，要结合双方当事人的历史交易习惯、案涉合同履行情况、印章使用人的身份等因素，综合判断该印章的使用能否代表香港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或能否构成表见代理。

　　09、公司实际使用的公章并非只有在门备案的一枚，以所盖之章与备案公章不一致为由否定合同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薛启盟与山东兴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陈兴旺等民间借贷纠纷案

　　虽然担保函上公章印文与该公司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公章印文不一致,但有证据证明担保函上加盖的公章系本公司使用。故公司实际使用的公章并非只有在门备案的一枚的,公司以担保函上加盖的该公司公章印文不真实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10、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中对虚假印章的处理——湛江市万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湛江粤西地质工程勘察院等与杨瑞生、陆某清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关于陆某清持加盖了伪造印章的结算函是否强化了表见代理的认定问题。由于表见代理的功能实际上是一种利益和风险的平衡，让被代理人承担其既无法控制又与其毫无关系的表见代理责任，是有悖公平原则的。所以代理权表象的产生，应与被代理人行为直接相关且在其风险控制能力范围内。本案中，陆某清持加盖了伪造印章的结算函向万州公司请求付款，并不在粤西勘察院的风险控制范围内，粤西勘察院也没有能力避免，因此其并没有足够的可归责性。另外，在代理权表象不足，万州公司可以采取远低于粤西勘察院预防成本的措施进行核实，进而避免发生争议的情况下，万州公司的不作为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11、公司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存在使用两枚公章的情况，两枚公章对外均代表鲁泉公司，合同上加盖哪一枚公章，不影响合同的效力——邹春金与陈怀深、海南鲁泉实业有限公司、王洪英、崔传珍、陈延峰建设用地使用权纠纷案

　　关于转让合同上加盖的公章问题。根据本案证据显示的内容，鲁泉公司成立后，没有向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公章备案;鲁泉公司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存在使用两枚公章的情况。一审法院委托海南公平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可反映，鲁泉公司的两枚公章在公司年检、经营管理中均先后使用过。鲁泉公司主张合同上加盖的该枚公章系刘法亭私刻使用、鲁泉公司不认可，但就此没有充分证据证实，且与案件证据反映的内容不相符，本院不予采信。况且，陈怀深作为与鲁泉公司签订合同的相对人，根据经济交往常理，客观上也有充分理由相信合同上加盖的公章系鲁泉公司使用的印章。至于鲁泉公司使用公章不规范的问题，不属于本案审查的范围。因此，两枚公章对外均代表鲁泉公司，合同上加盖哪一枚公章，不影响合同的效力。

　　12、山东天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东营市裕兴装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与山东天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东营市裕兴装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等民间借贷纠纷案

　　项目部印章不论是否进行工商备案或系私刻伪造，只要在项目部运作过程中长期正常使用，或由项目负责人、授权委托人或表见代理人加盖，即具备对外效力，合同相对人无实质性审查与鉴定真伪的义务。

　　13、公章是公司行为的主要证明，法定代表人的亲笔签名并非公司行为的法定要件。在民商事活动中，加盖公章属于公司行为，具有证明行为人主体、确认民事法律行为等效力——再审申请人河北裕翔文具用品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阎素娜及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莫兰彬借款合同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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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合同中加盖公司印章尚不足以构成权利外观，判断是否构成表见代理，还应结合双方签订合同时及履行合同中的各种因素判断合同相对人主观上是否善意且无过失——江西省地质工程（集团）公司、蔡丽珍民间借贷纠纷

　　首先，涉案《借款协议》第一条明确约定涉案借款用于经营周转、家庭生活。协议签订后，蔡丽珍将借款转入林锡鸿的个人账户。……从上述借款协议约定的用途、履行情况再结合蔡丽珍的陈述可见，蔡丽珍在签订借款协议及出借款项时即已明知涉案借款是林锡鸿的个人借款，但仍要求林锡鸿加盖江西地质公司珠海工程处的公章，其主观上不具有善意。

　　其次，根据蔡丽珍的陈述，签订协议时江西地质公司珠海工程处挂有营业执业，那么蔡丽珍应当知道林锡鸿并非江西地质公司珠海工程处的负责人，但其未要求林锡鸿出具相关授权资料，由此可见，蔡丽珍未尽到合理的审慎注意义务，其主观上存在过失。诉讼中，林锡鸿、蔡丽珍虽称林锡鸿是江西地质公司珠海工程处的实际负责人，但均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综上可见，蔡丽珍主观上不具有善意且存在过失，林锡鸿加盖江西地质公司珠海工程处印章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

　　15、无权代理人担任特殊职务以及股东身份等权利外观，已足以让交易相对人产生合理信赖。交易相对人对于公章的真实性不负实质审查义务——游斌琼与福建省万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翁炎金等民间借贷纠纷

　　关于万翔公司应否对翁炎金以其名义作出的担保行为承担责任的问题。万翔公司是否应当承担合同义务，应当判断翁炎金的行为是否符合《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根据上述规定，构成表见代理必须符合两个条件：

　　虽然2006年修订后的《公司法》第十三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可以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但从实践情况看，在公司设有董事长的情况下，由董事长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情况是普遍现象。并且，董事长虽不一定同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但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其相较于公司其他管理人员显然享有更大的权力，故其对外实施的行为更能引起交易相对人的合理信赖。同时，翁炎金还是万翔公司的股东，且在签订涉案担保合同时持有万翔公司的公章，尽管刑事判决已经认定该公章为翁炎金私刻，但结合翁炎金在万翔公司所任特殊职务以及股东身份等权利外观，已经足以让交易相对人游斌琼产生合理信赖，让其负有对公章真实性进行实质审查的义务，对于相对人要求过于严苛，不利于保护交易安全。综上，本院认为，翁炎金的行为已构成表见代理，万翔公司应对翁炎金的涉案债务承担担保责任。

　　16、合同约定的“签字盖章生效”应如何理解？——松桃汉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被申请人重庆市辰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关于案涉《补充合同》和《承诺书》的效力问题。一方面，《补充合同》和《承诺书》均加盖有汉丰公司印章。原审判决综合证据认定，汉丰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因案涉项目对外出具的收据及与案外人签订的合同均使用了编号相同的该枚印章，且汉丰公司在再审申请中未对印章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故应认定汉丰公司在《补充合同》及《承诺书》中盖章属实。另一方面，汉丰公司在《补充合同》和《承诺书》中盖章行为，符合合同约定的生效条件。《补充合同》虽然约定“双方签字盖章生效”，但未明确必须由公司加盖公章并经法定代表人签字后方可生效，故合同当事人盖章行为即可视为双方就合同内容达成合意。另外《承诺书》中写明“由承诺单位签字或者盖章后生效”，汉丰公司作为承诺单位在《承诺书》上盖章后《承诺书》即已生效。

　　17、“签字盖章”并非是指“签字”+“盖章”——北京大有克拉斯家具商城与中国机床总公司、北京牡丹园公寓有限公司进口代理合同纠纷案

　　最高院认为：根据一审期间司法鉴定结论，《协议书》上家具商城印章印文与工商档案材料中印章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家具商城对该鉴定结论予以认可。《协议书》上盖有家具商城真实的公章，虽无家具商城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的签字，但足以表明《协议书》是家具商城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书》上虽只有机床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而无机床公司的公章，但机床公司并不否认《协议书》的真实性。据此，一、二审判决认定《协议书》真实有效并无不当，家具商城否定《协议书》的真实性及其效力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18、“签字、盖章”是指“签字”+“盖章”——浙江顺风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与深圳发展银行宁波分行借款合同纠纷案

　　最高院认为：关于该协议中“签字、盖章”之间的顿号应如何理解，即签字与盖章应同时具备还是具备其一即可认定协议生效。

　　认为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协议中所表述的“签字、盖章”中的顿号，是并列词语之间的停顿，其前面的“签字”与后面的“盖章”系并列词组，它表示签字与盖章是并列关系，只有在签字与盖章均具备的条件下，该协议方可生效。双方当事人该项约定意思表示清楚、真实，应认定为有效。

　　另从双方当事人签订的《还款协议》内容看，其专门设定了双方加盖公章与负责人签字栏目，在该协议中宁波分行既签署了负责人姓名也加盖了单位印章，而顺风公司仅有法定代表人签名未加盖单位印章。由于顺风公司未在《还款协议》上加盖单位印章，不具备双方约定的生效条件，因此，宁波分行依据该协议主张权利，事实依据不足，二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还款协议》已生效，并依照该协议约定的数额判决顺风公司返还本金不妥，应予纠正。

　　最高院再审认为：《框架协议》第五条约定，协议自三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可以理解为签字或盖章后协议即属生效，而非必须同时具备签字与盖章两个条件后协议方生效力。因此，原审法院基于悦达公司在签署页的盖章行为认定《框架协议》已经生效，并无不当。悦达公司仅从前述协议条款表述的词语文字组合关系，即分析主张协议必须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方才生效，并由此主张《框架协议》尚未生效，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法院认为：根据已查明事实，《补充协议》约定该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并非签字“并且”盖章后生效，可以作签字或盖章生效的解释。该协议有芳庭公司盖章，华创公司、宝硕置业虽未加盖公章，但有授权代表签字。《补充协议》签订前，华创公司已向芳庭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明确载明：“委托李建雄作为我公司合法委托代理人，授权其代表我公司对保定宝硕置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事宜进行洽商、签订相关协议及交易文件”。李建雄取得华创公司的合法授权后，其签字行为即代表华创公司，已经符合约定的签字生效条件。因此，华创公司主张《补充协议》未加盖其公章协议不生效的理由不能成立。

　　21、公司法定代表人私刻公章，以公司财产偿还其个人及个人控制的其他公司的债务，属于违反法定忠实义务的无权代表行为，涉案协议条款使公司只承担巨额债务而不能获得任何对价，不属于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具有明显的超越代表权的外观，协议相对方以协议和委托书加盖了公司公章为由主张善意，信赖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理由不能成立——宁波绣丰彩印实业有限公司、浙江杭州湾汽配机电市场经营服务有限公司等合同纠纷案

　　关于孙某生以机电公司名义签订协议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法定代表人不得利用职权，以公司财产为其个人偿还债务，是公司法规定的忠实义务的基本要求，不司章程是否作出特别规定。本案孙某生私刻公章，以机电公司财产偿还其个人及个人控制的一得公司的债务，属于违反法定忠实义务的无权代表行为。

　　关于孙某生无权代表行为的对外效力。我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相对人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越权，应当结合法律规定、交易的性质和金额以及具体交易情境予以综合判定。假定孙某生作为法定代表人以机电公司名义转让房产，绣丰公司向机电公司支付相应转让款，此属于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即使机电公司内部章程对孙某生代表权有限制性规定，也不具有对抗外部相对人的效力。然而本案所涉的协议条款使机电公司只承担巨额债务而不能获得任何对价，不属于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且孙某生同时代表公司和个人签约，行为后果是将公司利益转移给个人，具有明显的超越代表权的外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该条款说明公司法对关联担保这种无对价的特殊交易，对代表权做了限制性规定，必须经股东会同意。为股东及法定代表人清偿债务的性质较关联担保更为严重，公司直接对外承担债务而不能取得经营利益，如未经股东会同意，将构成侵占公司财产的行为。绣丰公司知晓机电公司由几名股东组成，并专门聘请律师草拟协议，在孙某生不能提供股东会同意证明的情形下，绣丰公司根据协议内容理应知道孙某生的行为不是为机电公司经营活动所从事的职务行为，而是违反公司法强制性规定的侵占公司财产行为。绣丰公司以协议和委托书加盖了机电公司公章为由主张善意信赖孙某生代表权的理由不能成立。综合考虑本案的交易过程和事实，绣丰公司应当知道孙某生的签约超越代表权限，绣丰公司不属于合同法第五十条保护的善意相对人，浙江高院认定孙某生代表行为无效、房地产转让协议不能约束机电公司并无不当。机电公司对本案协议的签订并不知情，对孙某生私刻公章的行为也不具有管理上的失职，绣丰公司要求机电公司依据房地产转让协议承担责任的诉请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22、公司以对外使用公章与备案公章不一致为由主张签订合同对其没有约束力的，法院不予支持——青海创新矿业开发有限公司、洪英与青海创新矿业开发有限公司、洪英等民间借贷纠纷案

　　《担保保证书》上加盖的公章印文虽经鉴定机构认定与其在公安局备案的印章不符，但有证据确认公司实际使用的公章并非只有在门备案的一枚的，公司以对外使用公章与备案公章不一致为由主张签订合同对其没有约束力的，法院不予支持。

　　Ⅰ、此类案件不能仅根据项目部印章真伪作出裁判。若双方往来有原始的交易过程性材料支撑，材料上有采购方具备相关权限的工作人员确认签字，、明细单、送货单金额等过程性材料能相互印证，足以形成证据链时，可认定该签字人员系履行职务行为或构成表见代理。

　　审查时应结合行为人与采购方的关系、合同缔结时间、以何者名义签字、是否盖有相关印章及印章真伪、材料交付方式、是否用于案涉工程、采购方是否存在过错等方面进行综合认定。如构成表见代理，签字人员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采购方承担。

　　必须强调的是，在建筑工程领域的买卖合同双方都应树立诚信经营的理念，以建立良性互动。供应商在合同订立之前，应尽审慎审查义务，甄别签约主体、合同应加盖真实印章等；在合同履行期间，应妥善留存单据、等过程性材料。采购方则应完善内部管理，特别是印章应规范使用，相关权限人员应在合同中备注，并规范签约、收货、付款等流程。

　　24、私刻公司印章以公司名义与承包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若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公司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重庆石船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与利川市创格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庆新纽沃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虽然案涉工程承包合同中王文魁使用的“创格尔公司”印章，系王文魁以创格尔公司在双方之前订立的《房地产开发合作协议书》中的印章印文为样本，私自刻制并使用；同时，王文魁还私刻了印文为“创格尔公司新天地项目合同专用章”印章一枚，该枚印章在王文魁以新纽沃德公司、创格尔公司新天地项目部名义与石船建设公司订立有关案涉工程决算的《协议书》上使用，但是在案涉施工承包合同的订立过程中，石船建设公司陈述王文魁与其订立案涉施工承包合同时提供了创格尔公司向王文魁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石船建设公司在订立案涉施工承包合同过程中应属于善意且无重大过失。故认定王文魁以创格尔公司名义签订案涉施工承包合同以及在案涉项目实施中的相关民事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案涉协议加盖的印章虽为真实，但因协议形成行为与印章加盖行为具有相对独立性，协议形成行为是双方合意行为的反映形式，而印章加盖行为是双方确认双方合意即协议的行为，二者相互关联又相互独立，在证据意义上，印章真实一般即可推定合意形成行为真实，但在有证据否定或怀疑合意形成行为真实性的情况下，即不能根据印章的真实性直接推定协议的真实性，也就是说，印章在证明协议真实性上尚属初步证据，人民法院认定协议的真实性需综合考虑其他证据及事实。

　　26、行为人在盖有公司公章的合同上作为授权代表，后又多次以公司负责人身份签字确认，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

　　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卢锋代表福建筑家公司，陈恒代表三建公司，双方签订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且福建筑家公司举证证明其代陈恒支付工程相关费用的《借据》《领据》等相关材料上，卢锋亦多次以福建筑家公司负责人身份签字确认，陈恒有合理理由相信卢锋有权代理福建筑家公司签订案涉《工程款结算协议书》，原判决认定案涉《工程款结算协议书》对福建筑家公司发生效力，酌情支持陈恒依前述协议主张的讼争律师费，也无不当。

　　内业资料章具有特定的用途，通常用于开工报告、设计图纸、会审记录等有关项目的资料上。使用内业资料章对外签订合同之时，该合同效力须结合盖章之人是否有代理权限、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及合同履行情况、交易习惯等因素进行判断。实践中，有些公司为避免内业资料章被滥用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会在内业资料章上备注“签订经济合同无效”，即以声明方式表明该内业资料章对外不具有签订经济合同的效力。在此情形下，如不审查盖章人的权限就签订合同，将可能导致合同中约定的权利义务对合同另一方当事人不发生法律拘束力。

　　因建筑市场不规范，在实践中，大量存在承包人违法分包、层层转包等情形。分包人或转包人在发包人或承包人未授权的情况下，往往以个人名义、项目部名义或以项目部资料章的形式对外签订合同。一旦发生纠纷，对于诉讼主体、责任承担主体及合同效力等问题争议较大。因此，当事人（实际施工人）在签订合同时，应当认真审查合同的相对方是否有权代表承包人签订合同，尤其是合同上盖有内业资料章上备注“签订经济合同无效”的情形。

　　在通常情况下，内业资料章在未经过施工单位明确授权时，只能用于单位内部的技术资料管理或报审施工资料等，并不能起到设立、变更、消灭债权债务的效力。资料章上明确备注“签订经济合同无效”，即表示不能用于对外签订合同，不能反映施工单位有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如不审查盖章人的权限就签订合同，容易导致合同中约定的权利义务不对施工单位发生法律拘束力，致使合同相对人无法依据合同主张权利，实际施工人亦无法参照合同约定请求支持工程价款。因此，实际施工人在签订合同时应当注意审查盖章人的身份以及印章的用途，避免自身权益受到损害。

　　28、青岛某装饰公司诉青岛某包装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案——授权不明、印章管理不规范在交易中易产生风险。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这就是法律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行为人对内而言虽无代理权，但当相对人信赖代理人有代理权时，对外仍然会产生有权代理的效果。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领域，施工企业对分公司或项目部人员授权不明，印章管理不规范，导致部分人员在没有代理权的情况下，以公司名义对外借款，对外收款，对外签订合同，如果在代理行为外观上存在使相对方相信其有代理权的理由，相对人善意无过失，就会产生表见代理的法律后果，即产生与有权代理相同的法律效力。

　　这种效力的最典型表现，就是表见代理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的后果，直接由被代理人承担。因此，施工企业一定要规范内部管理，做好严格管控，强化项目部人员、印章管理，做到不放任不失控，防止因此利益受损。

　　29、公司法定代表人将公章交于他人管制的行为，应视为其已赋予持有人对外使用公章的权利——徐州汉天传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北京东富宝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境界游戏股份有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公章和法定代表人名章是一个公司对外进行意思表示的重要工具，陈某作为汉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将汉天公司正在使用的数字编码尾号为5853的公章及其个人名章交由渴望公司保管和控制，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其都应当明知其已经赋予大股东渴望公司对外使用汉天公司公章及陈某名章，以及以汉天公司名义对外订立合同的合法权力，其亦应当预见到相应的法律后果。故陈某在汉天公司内部股东之间发生矛盾后，以上述印章丢失为名登报声明作废，并另行重新刻制汉天公司公章及陈某名章的行为，实质上属于违反相关规定和约定的行为。虽然陈某在公安机关已就其重新刻制的公司公章及陈某名章进行了备案，但并未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报备留存印模，故对于任何不知情的善意相对人而言，渴望公司合法持有并保管的汉天公司数字编码尾号为5853的公章及陈某名章，仍然具有对外公示的效力。

　　30、银行法定代表人以银行名义并加盖其私刻银行印章从事的民事行为应当由银行担责——郭某亮诉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扬中支行、扬中绿洲环境科技实业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法人章程或者法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银行法定代表人以银行名义对外签订借款合同或担保合同时，即使其加盖的银行印章为其私刻，但没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时，银行应当对法定代表人的行为承担法律后果。银行以法定代表人无权从事该行为进行抗辩，应当举证证明对方当事人明知法定代表人无权代表或者存在其他重大过失。

　　构成表见代理，第一，存在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的事实；第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

　　根据证据规则，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承担举证责任，其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

　　印章真实一般可推定为协议真实，但在有证据否定或怀疑合意形成行为真实性的情况下，不能单独根据印章的真实性直接推定协议的真实性。盖章行为的本质在于表明行为人从事的是职务行为，而从事职务行为的前提是该自然人不仅需是公司的工作人员，还需要享有代表权或代理权，无代表权或代理权人加盖的公章，即便是真公章，也不能产生合同有效的预期效果。

　　32、仅加盖公司公章而无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签字的合同效力如何认定？——辽宁立泰实业有限公司、抚顺太平洋实业有限公司企业借贷纠纷案

　　Ⅰ、本案《协议书》加盖了公司的公章但没有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者业务经办人签字，而《协议书》非由法定代表人签订其是否依法发生效力，需要根据具体签订的经办人员是否具有公司的授权（具体由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授权）而定。

　　Ⅱ、尽管公章是公司对外作出意思表示的重要外在表现形式，但法律并未规定法定代表人以外持有公司公章的人仅凭其持有公章的事实就能够直接代表公司意志，某人持有公章只是反映该人可能有权代表公司意志的一种表象，不能据此认定具有表见代理的外观。

　　Ⅲ、合同效力原则上属于人民法院主动依职权审查的范围，当事人没有明确主张合同效力问题的，人民法院也可直接作出审查认定。

　　33、建设工程合同中备案印章与实际使用印章不一致时合同效力的认定——青海建元劳务有限公司诉四川省岳池县石垭建安总公司等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

　　劳务分包合同中的公章虽与石垭总公司公安备案不一致，但公章编号一致，肉眼难以区分，姚积瑞以石垭总公司名义签订合同具备表见代理的权利外观，要求建元劳务公司审查合同签订的公章是否与公安备案公章一致对于交易相对方的义务要求过大，建元劳务公司已尽到了一般的审查义务，从合同的签订、履行、石垭总公司账户给付王洪勋工程款的事实来看，建元劳务公司有理由相信姚积瑞是代表石垭总公司签订劳务分包合同，且建元劳务公司已实际履行完毕劳务分包合同，双方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关系

　　即便公章与其备案公章不一致，亦不能排除石垭总公司存在多枚印章的可能，结合该账户向王洪勋付款的事实，亦能证明建元劳务公司已与石垭总公司实际履行了劳务分包合同。

　　对于石垭总公司提出姚积瑞未得到石垭总公司授权并私刻公章的事实，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且不影响建元劳务公司与石垭总公司实际履行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的认定，本院对于石垭总公司提出因私刻公章行为已由四川省岳池县公安局刑事立案，要求本案中止审理的申请亦不予准许。

　　34、私刻公司印章以公司名义与承包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若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公司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35、对外加盖的公章与备案公章不一致的，不能据此否定合同效力——福建亨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虽然落款处加盖的公司合同专用章与其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公章不是同一枚印章,但不能排除公司实际使用的公章不只一枚的可能性,更不能以此否定合同之效力。

　　项目经理、合约经理等公司人员持盖有虚假印章的证明文件向发包人请求付款时，不能仅凭盖有公司印章的证明文件来认定构成表见代理，要结合相关证据，综合考虑全案的情况作出认定。另外，这种情况也涉及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不应一概而论将案件中止、驳回起诉或移交公安或检察机关，应根据案件的基础法律关系及争议焦点区别对待：如果经审理认为不属民事纠纷案件而有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或检察机关；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只是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事案件应继续审理。